本书初版时原名《新城对》。“新城”系指台北近郊柏杨居家所在的“花园新城”，而“台北”作为柏杨的发声场域，于他而言则无疑是生命中的“新城”。至于“对”，让我们想到宋玉的《对楚王问》以及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指出一种“对话”的情境，而一般在甲和乙之间的问对，甲何以会向乙提出这样的问题，乙又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其中必有现实的针对性，也可能会有解决问题的对策。   柏杨之所“对”，全是针对媒体编辑、记者，或独立撰稿人所提问题的回答?提问者会有充分的准备，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诉求重点，相同的是受访者柏杨这个主体，他这个人，他写的书，他做的事，一切的闻见思感，都在当下立即回应，当然会比较直接，但由于书写者是他人，在传达上可能比较难以掌握。 当柏杨把这些篇章结集出版，他必然仔细阅读，准确性应该没什么问题。   总的来看，这些访谈录所涉的话题极多，从自己的生命史到民族的文化史，从两性关系到两岸关系，从历史纠葛到现实冲突，柏杨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随记者笔尖所流泻出来的是国族大愿与人间大爱，把读者带回到对话的现场，聆听着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老人，对于恶政的怒吼，对于人性尊严以及人权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