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七年有圣谕云：“朕向意于三代。”康、雍、乾三朝，均以“复三代”自期，此为研治清代思想史者不可忽略之现象。常州今文经学之复兴，可视作是对此风尚之回应。不过，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者所持的“复三代”，与以乾隆帝为代表的官方体系所推行的“复三代”有着不同。乾隆借“复三代”以“作君作师”，意在收回士人手中的教化之权。常州学者借“复三代”以“明天道，重皇极”，意在规范君权。此种不同，折射出常州学术之精神。概言之，庄存与泛论三代之势，奉劝人君加强自我教化，以免于坠命亡氏，踣其家国。庄述祖毕其功于考察《夏时》《归藏》《春秋》三代文献，发掘古圣王“所以省躬、所以授时、所以敷政”的经世之旨，以圣王之“省躬”统领“授时”与“敷政”。刘逢禄留心于《春秋》，注重提炼其中的条例，以三世进化之动因在人君反身存诚，强恕求仁；宋翔风留心于《夏时》《归藏》，注重发微其中的奥义，以“老子与孔子道同一原”说《归藏》，最终落实于人君南面无为。常州学术之精神，可用“施加道德限制，规范人君权力”一语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