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弗洛林·拉扎雷斯库，罗马尼亚散文家、作家、剧作家。1974年3月出生于罗北部城市雅西。1998年毕业于罗雅西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文学系。2000年在雅西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槲寄生的住所》，随后又在罗马尼亚印刷出版社（POLIROM）发表了多部小说，如《我们所了解的大熊猫》（2003年）、《我们的特派代表》（2005年），还有短篇小说集《带帽的灯》（2009年）。2007年，他与鲁齐安·丹·特奥多罗维奇和丹·隆古合著故事集《德拉古拉没问题》（巴黎NonLieu出版社）。其中《我们的特派代表》一书曾获得2006年法兰克福东欧文学大奖，并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斯洛文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等多种文字。

拉扎雷斯库还从事剧本写作。他与他人合著的剧本在50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其中由拉杜·裘德执导的电影《带帽的灯》曾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获最佳短片奖，他合著的电视连续剧《动物频道展播》在罗天线1号电视台重播了八次。

拉扎雷斯库算不上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讲述的大多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人物。但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提炼，通过对想象和现实、真实和虚幻的有机把握，刻画了极为真实的人性和贴近生活的故事，使读者对他的作品充满期待，而小说《麻木》的问世则标志着作者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

小说《麻木》2013年由罗印刷出版社出版，同年成为2013国际图书沙龙书市出版社的畅销书。小说情节主要围绕两个主人翁展开：埃弗盖尼和瓦莱莉娅。他们两个都处在人生的关键转折期。过了不惑之年的埃弗盖尼大学毕业后浪迹社会，虽进行过多次创业的尝试，但仍一事无成，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换了数十个房东，最终寄宿到了瓦莱莉娅家。尽管如此，他渴望通过文学之路取得辉煌的梦想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期盼着通过出版一本书找到生活的意义，体现其生存的价值。经营旧书店是他唯一的生计，但是，所有的书在一夜之间在他租住房子的地窒里被淹泡，结成了大冰坨，使他不得不关门歇业。而此时，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仅有的积蓄也已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完成大学时代留下的一个梦想——像他已经成功步入文学殿堂的作家朋友卡西米尔那样，写一本书。可是，尽管他整日整夜地把自己关在屋里，但一坐到电脑前就思想短路，灵感全无，他面前摆放着的始终是白纸一张，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而计划中的小说迟迟未能完成。此外，他还时不时地遭到恐惧症的侵扰，受尽了不仅他自己说不清、就连医生也道不白的病痛的折磨，因为在他恐惧症发作的同时，所有的检查结果表明他的身体都处在最佳的指标范围内。最终，他把自己的病症归结为“麻木”，“一种身体和思想的麻木”。“自他许诺写一本书都过去了半辈子，但还是没有写成。他的圈内人---亲戚、各类朋友，甚至萍水相逢的朋友---一直等待着书面世，就好像它能带给他们什么好处，解决他们的某些问题似的。因为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泡在了书堆里，埃弗盖尼认为，就如他的好朋友卡西米尔告诫他的，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就是一千本书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书与人们试图给予它的重视度毫无关系。”尽管他为自己写不成小说编制了种种理由，但书最终还是出版了。当然，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也不是朋友所期待的小说或者散文，而是无奈中把一些拙劣的照片和以前写成的稚嫩的诗歌找出来充数，拼凑成一百页的诗集。而诗集也不是通过正经的出版社，而是通过城里的一个复印中心，自己花了不多的钱印制出来的。

曾为生物老师的瓦莱莉娅刚退休不久，属于精力充沛、不甘寂寞、乐于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尽管已步入老年，但她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和不服老的心态，组建了一支老年合唱队，以充实她退休后的单身生活。但是，岁月终究要留下它的痕迹，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瓦莱莉娅开始遭受病痛的折磨，从起初遗忘一些小事，到后来忘记物品的名字和刚刚做过的事情，直到最终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从那一刻起，似乎一切都垮塌了。瓦莱莉娅也从一开始的拒绝承认事实，到后来试图通过各种方法与命运抗争，如回避亲友、剃光脑袋、出游阿托斯山，但最终还是无助地倒在丢失的意识和记忆中，彻底地被看得见、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上帝抛弃。其他人对她的病更是无能为力。“他很想打电话给莫德琳娜。还是不打好，他对自己说。多给她一个可以沉沉入睡的平静的夜晚，让她认为一切都还好。或许这是最后一个这样的夜晚。再叫急救车也没有任何意义。世界上所有急救车的呼叫声看来都已无法把瓦莱莉娅从麻木中唤醒。”瓦莱莉娅病情的发展也使周围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她的女儿莫德琳娜担忧地观察着母亲病情的发展，而与埃弗盖尼的关系成了她唯一的支柱，这种关系也随着她母亲病情的变化而变得更加紧密。

小说《麻木》就当代作家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进行了有趣的探讨，讲述了从事文学写作的种种痛苦和烦恼，你不仅要面对学术界的挑剔，还要遭受读者的冷漠。拉扎雷斯库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主人翁埃弗盖尼试图步入文学这一只有少数精英们才有资格进入的殿堂的彷徨和失落，而他已在文学界立足的好友卡西米尔对他的劝阻恰好成为作者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自嘲和文化产业的讽刺。“而最近一年来却试图在跟他解释当作家有多痛苦：‘兄弟，你都不知道你沾上了多么无聊的事。别搞写作。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如果我现在作罢，就会饿死。我都过了四十了，其他什么事都干不了。你觉得当作家光荣吗？哎，不是的。当你发现你必须屁股上插上羽毛，在公共场所叫喊，脖子上围着白围巾为自己建立一个才能的光环，但同时要去写一些廉价的东西，让人家去读的时候，你不会怀疑你是多么地可笑。’”读《麻木》这本小说时，你会发现，当作家的艰难不言而喻，而出书的容易则与其形成了异常强烈、却又耐人寻味的反差：要出书，你可以找出版社，但也可以去任何一家复印中心，那里什么都能做，你只要交上钱，就可以印制一本书，复印你想要的份数；封面可以用硬面的，也可以要软面的；可以是彩色的，也可以要黑白的。如此，任何人只要花点钱，不需要写作的才华，随便拼凑点东西，印制成一本书，就都可以像一个成功的作家，赠书给他的亲朋好友。

在是否从事写作这一问题上，埃弗盖尼一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小说针对主人翁埃弗盖尼对从事写作的犹豫和徘徊，多次引入他与好友卡西米尔的对话。而通过对话，他的那位已混迹文学界多年的朋友把文学的定义、出书的意义和作家的作用分析得再精辟不过了：“说到底，当代文学，卡西米尔告诉他，就像一辆由许多头牛朝着各自的方向拉着的车，全然不顾车上装的是什么。你为谁写？你是否有真实的东西可说？多出一本书能带来什么好处？埃弗盖尼怀疑该写的都写完了。其他人做得比他好得多。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讲述的，再说得坦白点，他从未真正有过类似的冲动。对他来说，语言交流就足够了。其次，他觉得有足够的智慧不把自己看作是天才，哪怕是一秒钟。”卡西米尔一直在排斥文学界，排斥作家这个团体，尽管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以他的个人经历和亲身感受，告诉埃弗盖尼要看到作家“光环”后面的苦楚，让他知道当一名真正的作家的无奈，他不仅要承受生存的磨难，还要维护成名后所谓的荣耀。因此，他的第一个忠告是远离这个职业：“兄弟，最后，你还是生活得比我成功。让书见鬼去吧。你成功地把所有人都涮了，不要让别人套住你。就像现在这样，过日子，享受生活。不要介入写作这种无聊的事情。当今的文学就是一个产业，兄弟，有评论家，发行人，出版商，还有，只有你当头给他一棒时才会引起其注意的冷漠的读者。肮脏的交易。没别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拉扎雷斯库之前，还没有罗马尼亚作家触及阿尔茨海默病。《麻木》的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描写这个病是如何摧毁一个人的记忆，把一个活力四射、充满激情、活泼可爱的人变成一个多愁善感、喜怒无常、几乎疯癫的人。作者想通过对这一顽疾的描述，用记忆的丢失引伸至生活意义的缺失。从一定意义上说，瓦莱莉娅与埃弗盖尼一样，遭受的同样是“麻木”，也就是思想的麻木，记忆和意识的丢失。所有这些症状更多地来自他们内心感到的恐惧和对生活无意义的反应。“但如果你认为什么都不存在了，一切都已彻底地从你的脑子里抹去，你也借此摆脱了喜悦和痛苦，那留下的就只有恐惧……这是唯一一件你无法摆脱的东西，不管你做什么，即使你完全失去了记忆，因为恐惧存在于你的身体里，一直扩散到每一个细胞。”

《麻木》2013年出版，其艺术手法应属于罗马尼亚的极简主义流派。这种手法先被运用于建筑设计和电影艺术中，以后在当代文学中也越来越多地被作家采用。拉扎雷斯库运用这一手法，通过简化和筛选，把自己从多余和繁琐中解脱出来，把读者从一个十分繁杂的世界带入一个极为简单的环境。如果你对周围的世界稍加留意，你会发现，像埃弗盖尼那样失意落魄、贫困潦倒的作家，像瓦莱莉娅那样患上可怕的、不可逆转的疾病的老人，像珍那样为不错过招待会而出席所有文化活动的流浪汉……随处可见，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作家刻画的每一个人物、描写的每一个事件，其实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罢了。痛苦、疾病以及生理和心理的衰退被作者描述得非常真实，给读者展示了足够思考问题的空间，当你合上书，这些问题还会久久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所以说，极简主义在小说中的运用不是一种缺憾，而恰恰是小说不可多得的亮点。作者正是运用这一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浓缩，成功地刻画了多个地位不等、兴趣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不仅给罗文学注入了一支清新剂，而且让读者有机会在不长的篇幅里，看到转型期罗马尼亚社会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