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简介：
　　本书力图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这种研究取向具有非常突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且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经典模型，“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通常成为学术界探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依据，但该模型无论在前提假设、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等层面仍存在着改进空间。考虑到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特定背景，因此，如何基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来构建更能耦合中国经济实践的二元经济问题分析框架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总量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但经济体中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依然极为显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会通过影响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收入分配差距变动而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发展失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在此背景下，集中探究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内在机理以及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优路径和政策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书首先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和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描述，以此刻画了本项目研究展开的特定背景。本书指出：经济增长、结构转化和体制转轨是理解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在时序意义上均呈现出持续改进的态势，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处在相对滞后状态，中国仍面临着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特征，在有些特定时期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程度甚至趋于加剧。就空间比较而言，很少有国家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像中国这样严重且在渐趋加剧。上述格局显示：在改革开放战略已经推进了30多年之后，当前中国是时候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放在战略高度来看待，是时候在经济社会变局中厘清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内在成因，是时候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政策来达成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基于上述对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现状的描述，本书就首先应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分析框架。为此，本书首先对国内外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本书的文献综述显示：从理论发展以及理论对中国本土化实践的有效回应来看，现有的研究是“广泛的”，但不是“深刻的”，是“零散的”，但不是“系统的”；是“域外的”，但不是“中国的”，它们大多基于刘-费-拉模型以及其他经典模型来“对照”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产业缺陷说”和“政策歧视说”没有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没有进行完整的剖析，且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基点和主体也没有逻辑一致地给出阐释。据此，刘-费-拉模型提供了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一个“参照系”，而不是“既定道路”和“现成答案”。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必须立足于本土化实践，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回答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效应和转化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据此，本书指出二元经济结构涉及三组核心概念：部门意义上的城镇和农村，要素意义上的资本和劳动，配置方式意义上的政府和市场，这三组概念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理解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理论基点。据此提出：资源配置方式（resourcesallocation system）影响要素流动方向（factorsmobility），而要素流动方向则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程度（dualeconomy），于是，资源配置方式？要素流动方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或简称为：R-F-D）之间存在着依次决定关系，而这种依次决定关系就成为探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展开框架。此框架能够将分工问题和制度安排等因素包含在内，从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更具解释力。 按照“资源配置方式？要素流动方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分析框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可以从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和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两个维度出发来进行逻辑展开。特别是，相对于城乡劳动者劳动生产率差距而言，城乡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及其演变更具有实践意义。在城乡人均国民收入比较的意义上，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进程取决于四种因素，即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率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相应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可分为四种机制：收入产出比收敛机制、资本产出率收敛机制、资本劳动比收敛机制和劳动参与率收敛机制。相对于已有关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本书提出的四种影响因素和四种收敛机制具有独特性。如果利用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以及日本从二十世纪初期直至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序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则结果发现：无论是在城乡劳动者劳动生产率意义上、还是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意义上，“资源配置方式？要素流动方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表明本书提出的“R-F-D”分析框架能够得到多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支持。 本书按照理论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W”型的变动轨迹，近年来始终在高位徘徊，导致这种情形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收入产出比差距和资本产出比差距的贡献度相对有限，而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政府-市场之间的功能“磨合”导致城镇资本形成快于农村，而农村劳动力外流并未伴随着人口的同步外流，其结果是城镇资本深化程度和劳动参与程度均高于农村。这种分析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出现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并不是典型的“刘-费-拉”模式，其原因是在这种流转中不仅伴随着农村资本的外流以及城镇资本形成的更快发展，而且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部门转移以及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福利的相对滞后，而经典的“刘-费-拉”模型是假定农村劳动力流转会改善农村劳均资本水平，同时会引致农村人口的同步或更快外流。据此，利用“R-F-D”分析范式可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化的内在成因进行有效的说明，而这种分析框架揭示出中国迄今为止发生的农村劳动力流转并不是典型的“刘-费-拉”模式的，而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基于特定政府-市场互动关系和要素流动方向而出现的“中国”模式。 本书在廓清了中国不同阶段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特征之后，还从收入分配和内需启动两个视角探究了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效应，结果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按照TheilT指数来测算，则在静态意义上，城乡收入差距对Theil T和TheilL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75.31%，在比较静态意义上，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对T变动和L变动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84.19%。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体中所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在本质上是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忽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而试图解决国民收入差距问题显然是难以奏效的。此外，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消费结构呈现出最终消费支出/GDP持续下降、居民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相对稳定以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显著下降的态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程度明显快于其人口占比下降程度，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致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在此意义上，中国促使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转变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回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持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问题。 精确把握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进程和所处方位是进行政策选择的前提条件。据此，本书还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判定。从城乡工资水平变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角度来看，中国已到达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短缺点”，但尚未到达“商业化点”。当前农村劳动者工资与城镇劳动者工资的差距依然存在且仍在扩大，且只要保持持续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提升速度，则第一产业仍可以向其他部门提供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刘易斯拐点”阶段，劳动力充裕仍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推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本书结果还显示：在2006/2007年整体国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开始步入“倒U型”曲线先上升、再缩减的拐点阶段，在地区意义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将顺次进入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拐点阶段。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但“库兹涅茨拐点”已经来临，我国针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思路确立和政策选择应该立足于这种格局才具有针对性。 就政策建议而言，未来中国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实施“本土化、自生型增收主导的重农主义”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而“本土化、自生型增收主导的重农主义”的根本指向是构建内驱型城乡统筹发展方式。为此，本书从回应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四种收敛机制出发，针对当前和今后我国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按照本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论：在“R-F-D”的分析框架下，转型时期特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要素流动方向，而要素流动方向又导致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程，尤其是城乡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成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障碍。由此出发，我国要形成内驱型城乡统筹发展方式就必须着力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在城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收益均等的要素流动格局，在此意义上，改善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要素流动方向是实现内驱型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途径。自然地，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公共政策也应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以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作为目标，以完善资源配置方式和要素流动方向作为基点，以促使城乡收入产出比收敛机制、资本产出比收敛机制、资本劳动比收敛机制和劳动参与率收敛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为指向，突出公共政策的组合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才能在新时期切实有效地实现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