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的读者和作者，大多是爱书人。本集以茅子良先生《1973-1979：上海书画社的木版书》一篇开场，相信足以“令人目明”。传统的雕版印刷在特殊历史环境下重放异彩，如今岂可再得。茅子良以参与者的身份，翻检档案，摩挲实物，寻访故旧，完整重构这一过程，堪为当代出版史的重要文献。雪克先生回忆一个甲子前为学校买书的经历，有故事，有人情，有时代氛围，韵味十足。艾俊川先生从自己珍藏的画册《养寿园图》说开去，揭出养寿园在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意义，挖掘极深。胡文辉谈陈寅恪笔下的“新名词”，许礼平谈高伯雨的一篇集外文，也无不是从书中来，眼光见识，各擅胜场。 记述人物，向为“掌故”以及《掌故》的重点。本集七位新作者，专注人物的倒有六位：虞云国、高林、沈慧瑛、苟世建、谭苦盦、陈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谭苦盦与另三位老作者刘永翔、刘聪、宋希於，这次的题材皆“事关风月”。饮食男女，人皆有份，圣贤难免，其中自有掌故，但讲什么、怎么讲，仍然关乎情怀，关乎趣味。马一浮的隐痛，梅贻琦的心事，吴湖帆、周鍊霞的纠结，总是加深了后人对那个时代与人物的理解；陈白尘的那一段情感风波，作者也未尝津津于事件本身，而是有悲悯，有哀矜。 三十多年前，章品镇先生以一篇《花木丛中人常在》，回忆《花木丛中》的作者周瘦鹃先生，后来他将追记前辈的文章结集，即以之冠名。如今严锋拿出同题之作，写的是父亲辛丰年与章品镇长达七十年的君子之交。在疫情尚未平息之际，“花木丛中人常在”这七个字让人感触良深。春夏如约来去，世间不复旧时，人与花木同盛，果真是最美好的心愿。